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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愿毒雾尽散 欢歌长响

时间:2018/10/11 16:25:56  作者:  来源:  查看:9591  评论:0
内容摘要: 新疆帕米尔高原 我出生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小镇——托云乡。我在这片土地上成长、游历、久别、重逢。她给我留下了珍贵难忘的童年记忆,奠定了我今后人生的基本基调,也让我从一个懵懂稚嫩的高原牧童成长为一名热情满怀的高校教师。我想讲述我与她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走进她,了解她,爱上她。 ...
愿毒雾尽散_欢歌长响
    新疆帕米尔高原
   我出生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小镇——托云乡。我在这片土地上成长、游历、久别、重逢。她给我留下了珍贵难忘的童年记忆,奠定了我今后人生的基本基调,也让我从一个懵懂稚嫩的高原牧童成长为一名热情满怀的高校教师。我想讲述我与她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走进她,了解她,爱上她。
    一、雪域哨所与幸福童年
    我们的夏季牧场在离吐尔尕特口岸哨所东南方20余公里处,牧场周围的边境线呈“新月”状,牧场恰在中间,便成了巡边士兵必经之地。夏季牧场海拔较高,一年四季寒冷,多风缺氧,氧气浓度不到70%,全年无霜期仅为13天。
这块雪域高原虽气候寒冷,但人情温暖。爷爷作为兵团戍边战士常常会给我讲起许多军民之间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我也渐渐成为了这些故事的参与者。每年到了夏季牧场,我都会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爬到牧点后方的山顶,观察巡边士兵是否已结束任务按时返回。当然,不能按时返回的次数远高于前者。一次巡逻就是一个星期,交通工具只有马匹,多数情况下,马匹也只是用来运输食物,官兵们更多的会选择步行,这样他们的脚就不会被冻坏。如果出现了护边官兵的影子,我就传信号给山脚下的4户人家。告诉他们,巡边官兵大概到了什么位置,有时遇到暴雪天气无法睁开眼睛远眺,母亲会给我准备黑色的羊毛作为特殊的“墨镜”,这样眼睛就不会受到伤害,还能看的更远、更清楚。山脚下的牧民收到信号后就会立即给巡边官兵准备食宿,无论家里有多少食物,勤劳的母亲们“你”出白菜、“我”出西红柿、“他”出肉的能准备一桌最好的饭菜,招待巡边归来的官兵们,从来不会让官兵们察觉到其实自己几乎没什么食物了。
    渐渐地,我有了一个哥哥,我只知道他姓马,后来听大人们讲我哥哥是江苏人,每年我们到了夏季牧场他都会给我买衣服,会给我带很多我没吃过的新奇食物:罐头、火腿肠、压缩饼干。其中我最爱吃的就是罐头,有一次我把罐头藏了起来,想着遇到雪天,等菜吃完了再拿出来,结果一藏就是一年,罐头也过期了,当时心头那个滋味只有我自己懂。为了安慰我,哥哥给我送了一双高帮皮靴,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穿皮鞋是这样暖和。我至今还清晰记得穿着那双皮靴走在雪地上的样子,走路时的自信和气质并不亚于现在的“一线模特”。天气好的时候,我会穿着那双皮靴徒步将近30公里,到吐尔尕特哨所找哥哥们玩,从未觉得累,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个星期。哨所里有电视,我可以在那里尽情观看“猫和老鼠”。困了,他们会把我抬到自己的床上让我睡;饿了,会给我吃从未吃过的食物;身上脏了,会给我洗澡,我们语言不通,但是沟通并无障碍。有一个当兵的哥哥对牧点的4岁小孩来说,那是非常有面子和话语权的事情,至少比你年纪大的孩子不会欺负你,这也使得我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积极完成大家交给我的任务。我会带着我的3个兄弟在巡边官兵回来之前烧好热水,方便他们一回来就能泡脚,尽可能更大面积的铲雪,哪怕是几十米的路也不让他们踩雪冻脚。
    那是1998年的8月下旬,官兵们跟往常一样出去巡边。他们出去已经3天了,第4天恰逢暴风雪,暴风雪持续了整个一下午,积雪超过我的个头,远远望去,大地铺上了洁白的地毯,看似优美,却是个大灾。牧点死了很多羊,牧民完全顾不上羊群的清点工作,有的纷纷议论,有的陷入沉思,大家惦念着身处险境的边防战士们。如此厚的雪,马是走不动的,唯一的办法是带着食物和雪铲,朝着官兵要来的方向缓缓掘进。留下来的妇女和儿童们开始清点羊群,大家彼此几乎没有交流,都在尽力配合对方。羊群清点完毕,母亲没有说话,在蹲下来给羊圈上锁的时候用袖子擦拭着眼泪,大颗大颗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她擦拭眼泪的速度根本就没跟上掉下来的速度,久久的坐在那里。我一言不发,生怕再惹母亲伤心。母亲缓缓的站了起来,我也立马调整姿势时刻准备听从命令。母亲进屋里拿了雪铲,说了一句“走”,便朝着山那边的方向俯身铲雪。我伟大的母亲啊,你我有着无法言喻的共同信仰,你我都懂得只有爬到山顶才能不辱我们的“使命”。
    雪灾后的第5天,我依旧在山顶带着“特制的墨镜”远眺。下午在远方出现了一队人影,生怕是自己的幻觉,和伙伴们一起在山顶上来回奔跑,在不同的观测点察看远眺,没错,背着雪铲、牵着马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我爸。我们欢呼雀跃,笑得合不拢嘴,却也伴着泪水流下。我们跑到山下,呼唤大家准备迎接我们的英雄归来,吐孙汗大妈家烧水、赛易拉大妈家准备柴火……一场热闹的欢迎盛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准备着,我激动的拉着母亲的手,催她按照我的要求准备,昨天还在哭鼻子的母亲如今荣光焕发、满面笑意,高兴地抱怨道:“催、催,就知道催,我也知道怎么做,和你爹一个德性……”。人群越来越近了,我一路狂奔,跑到队伍前面,父亲牵着马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表情复杂,喜忧参半。出去的8匹马只剩下了5匹马。包括我马哥在内的三个巡边官兵伏在马上,其余人步履蹒跚,显然是受苦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跟着。突然,父亲问我羊圈里还有没有羊,我想了一下,羊都放去附近吃草了,我就说没有,他反问:“你自己养的羊呢”,我说:“它在,吃饱了,应该在睡。”父亲又说“叫你妈妈准备宰羊的刀子,赶紧去吧”,我一路跑回来喊着母亲准备宰羊的刀,母亲准备妥当,便让我把我的小羊牵出来,这时我才明白他们要杀我的小羊。我的这只羊是4月份才出生的,比别的小羊晚出生3个月,因为在它出生的时候,是我在野外找到它和它母亲的。按照传统,这个羊属于我,未经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以处置它。对我自己而言,也只有等它满两岁了才可以宰杀或者卖出,这如同大家见面要互相问候一样,是每个人都遵守的规矩。他们没有听取我的意见,把我的羊给杀了,而我除了难过并没有产生什么不满的情绪,父母用实际行动让我懂得了孰轻孰重。我们用小羊的血,浇巡边官兵冻坏的脚,用它的皮裹住官兵们的脚,肉做成汤给大家驱寒,最终我们保住了受伤官兵的脚。
愿毒雾尽散_欢歌长响
    那年秋天,大雁南飞,我们也该下山回冬季牧场了,我又提前3天长途跋涉到了吐尔尕特哨所。我告诉官兵哥哥我要去上学了,告诉官兵哥哥我是有多爱他们。马哥知道我要去上学以后,给我送了笔和笔记本。后来,这支笔和笔记本是我踏入小学时的全部。那三天他们教了我许多,让我学会了童谣《娃哈哈》、《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让我写出1到100的所有数字。短短的三天,我们一起升国旗、一起吃着罐头看新闻联播、一起用望远镜眺望这雪高原域帕米尔,晚上和官兵哥哥一起睡觉,空余时间无聊的官兵们会打扮成各种样子做游戏来排解寂寞,现在想想,他们不也是离开自己母亲的大孩子嘛!
    三天后父亲来接我了,可惜这一天刚好赶上我马哥他们出去巡边,我还在被窝的时候他们就出发了。那天,我非常恨我马哥不辞而别,后来成了恨我自己。我们离开哨所的时候和其他官兵一一道别,年幼的我已泣不成声。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来过夏季牧场和吐尔尕特哨所。如今,我长成他们当年的模样了,我一时一刻也未曾忘记过他们,思念一年比一年深,最终成了真挚的祝福和美好的期待!童年的这段经历成了我内心最纯洁、最宝贵的回忆,是我努力工作学习的源动力,造就了我的信仰,也影响着我的人生轨迹。
    二、黑暗毒雾与文明之光
    托云乡小学离我家很远,加上父母常年要转场,我被外婆带着上学了。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眼里,我的童年充满了传奇色彩。居鲁克巴什的村民基本以农业为主,这里的学生们几乎不知道有一群远离故乡的官兵们不分昼夜的守卫着我们安宁的生活。由于特殊的童年经历,使我在学校拥有了许多伙伴,也让我渐渐的感觉到我和他们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最为突出的是宗教。我经常愿意主动教他们《娃哈哈》、《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可是部分同学对此没兴趣,他们会问我会不会经文,家里人做不做礼拜等问题,告诉我作为穆斯林应当要会经文,要经常做礼拜,这样我们死后,安拉会宽恕我们的罪过,死后可以顺利通过彩虹桥,不受火狱之灾便可顺利进天堂等。而对于这些我不怎么了解,只是偶尔会听大人们讲,这也是我在同学当中的另一个不同点。在反复听完同学的讲解后,我心里也有些害怕了,甚至也有了死后进天堂的想法。
    放学后,我找到了外婆,告诉她我同学当中很多人都会经文、做礼拜,他们死后可以进天堂,我也想进天堂。当我还没反应过来,外婆就给了我一巴掌。她告诉我,我现在的任务是学习,那些宗教上的东西等我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现在为时太早。从此,我再也没有跟我外婆提过关于我要学经文做礼拜的事情。平时,同学们问我,我就说我也学了,在家里做礼拜,千万不能让老师知道这事情,不然学校会开除我们,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不会为难我了。时至今日,我万分感谢外婆的那一巴掌。回想起来,她能如此开明,也和她的早年求学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外婆是政府第一批选派南疆优秀学生到乌鲁木齐,在财贸学院定向培养的优秀学子。她也会时常跟我讲她上学时候的有趣故事,以及她的汉族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尊重她饮食习惯和其他生活习俗的感人故事,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当年汉族朋友对她的关爱让她自己都感到羞愧,在学校期间没享受过父爱的她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孤儿。外婆也鼓励我以后到乌鲁木齐甚至北京去上学。就这样,外婆任岁月打磨却不被蒙蔽双眼,并在宗教思想侵蚀意识形态的灰色岁月里给我指明了方向,辅导我的学业并勉励我志存高远。
    随着党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深入实施,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不断缩小区内边远贫困地区与较发达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让像我一样广大农牧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同样享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资源,参照内高班的办班模式,从2004年秋季开始开办新疆区内初中班。一夜之间,外婆、父母希望我能到更好的地方求学的梦想变得那么真实、触手可及。
    2006年,我如愿考上了内初班。那年夏天外婆因病没能亲自送我到车站,但是再三强调要感党恩,不要辜负任何人,简单的话语,沉甸甸地嘱托,让我憧憬着那未知的前方。到了石河子师范学校,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那年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感受——内初班是个充满惊喜的地方,第一次穿校服、第一次在橡胶跑道上运动、第一次在多媒体教室上课……扪心自问,要是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我在这里也有着和外婆当年一样的体会,这里充满了关爱。也让我想起了那雪域高原帕米尔,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这美好的时代,唱起当年“哨兵哥哥”他们教的童谣,无比思念他们,要是可以的话,我多想告诉他们我现在的情况,多想和他们一起骑马坐在他们前面,让他们像以前一样紧紧的抱着我在辽阔雪域高原策马奔腾,多想说句谢谢,因为你们的日夜守卫,我们才能在这里安心学习、幸福生活!但愿所有的感恩、祝福、思念随风传到你们的耳边……
    到了暑假,当我满载感恩之情与幸福的喜悦回到南疆以后,又瞬间感觉到了某种黑色与压抑。人们渐渐的开始被宗教极端思想裹挟了,大街上很多民族商店都不卖烟酒,你去买烟酒人家会说你是“阿热木”(肮脏不洁)、“卡甫尔”(异教徒)。妇女的打扮开始保守起来了,她们更倾向于黑色罩袍。男人们都愿意留大胡子了。在喀什街头,有些人会毫不忌讳地公开发放用维吾尔语印制的经文,告诉人们,如果你信安拉是唯一的,并且每天早晚念七遍就会避邪,愚昧不知真相的人们,会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放进口袋最安全的地方反复答谢。
    当我去农村拜访亲朋好友时,明显能感觉到一切都开始变了。曾经在农村,人们时常在家里举行聚会,聚会上大家尽情玩乐,谈天说地,那场景历历在目。在婚礼上,男女老少尽情的跳舞唱歌。然而,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时,发现婚礼上没有熟悉的音乐,没有欢笑声,没有了一切,只有死气沉沉的令人惊悚压抑的黑色和沉默。我已经开始不认识自己熟悉的环境了。
    我们在塔什米力克乡的远方亲戚艾力,他的爱人阿吉古丽,是当地冲破世俗的约束,自由恋爱,最终为爱情私奔的一对传奇恋人。当年阿吉古丽的父亲极力反对阿吉古丽和艾力的爱情,迫使阿吉古丽嫁给了当地比较有威望的年轻阿訇。在新婚之夜,艾力带着阿吉古丽逃走了。这对维吾尔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耻辱,但是这种耻辱未能阻止这对恋人,最终他们还是修成了正果。在我的记忆里,阿吉古丽是一个贤惠、聪明的女人,每年我们去她家做客,她都会非常热情的款待我们,离开时还会给我们准备许多当地水果。她也每年到我们家来做客不忘带很多礼物,穿着打扮极为时尚,我母亲也会叫她帮忙买衣服和化妆品。农忙后她都会带领左邻右舍的妇女到克拉玛依、哈密、阿克苏等地打工,用打工赚来的钱盖了几间瓦房,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后来她也成了致富带头人,周围的人都羡慕她的聪慧、能干。家族里有什么婚丧嫁娶也都会叫她负责,她也没有让别人失望过,俨然是个新疆版“王熙凤”。
    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也被极端思想毒害了。暑假,我们去她家做客,当时和我们一起随行的还有我父亲的两个汉族朋友,到她家时,这个新疆版“王熙凤”对我们极为冷漠,饭菜也极其粗陋,恶语相加,不堪入耳。后来听其他亲戚说,阿吉古丽事后说我们是不干净的客人,我们玷污了她纯洁的信仰,我们是没有信仰的“帕色克”(肮脏的贱骨头)。我们走后,她把家里所有我们用过的碗筷、坐垫全部销毁了。有一年她到离我家不远的叔叔家做客,我们请她到家里来坐坐,她也断然拒绝了,说我们是不洁的,会玷污她纯洁的信仰。我对此十分不满,有次我们一起在叔叔家的庄稼地里干活,她叫我去给她打水喝,我告诉她我是不洁之物,会玷污她的信仰。从此以后,我到她家,她一口水都不会给我。
    在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下,她也不让自己孩子正常上学,先是自己在家开“地下讲经班”,让自己的孩子在家学习连她自己都不懂的《古兰经》,又给大儿子改了个名字叫“比拉力”,说是某位伊斯兰教领袖的名字。2016年,“纯洁信仰”给阿吉古丽一家带来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亲朋好友的背弃,还有社会的唾骂。在真爱的基础上建立的幸福家庭最终被宗教极端思想毁的支离破碎。
    我考上内高班时,恰好是发生“7·5事件”的那一年。当时我是带着“负罪感”和“耻辱感”来到的浙江宁波中学,完全不知道浙江同胞会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我们。到学校的第一个周末,学校组织我们去超市购物,在排队等候付款时有一个老大爷一直盯着我看,我心理感到无比愧疚。不曾想到,老大爷说“从那么遥远的新疆过来,习惯不?”我鼻子一酸,张不开嘴只点了点头。就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不管别人对我评价如何,返乡之后一定要到那些被“三股势力”魔爪密布,为所欲为的重灾区进行战斗,再度点燃那熄灭已久的文明之光。高中在校期间我也开始了与“泛清真化”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斗争。我经常会拿出《圣经》和《古兰经》之间雷同的地方给那些极端美化伊斯兰教的同学看,时不时的拿佛教经典里面的故事和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对比,拿“肉孜节”的名字和古波斯语的意思对比,让他们明白维吾尔人早先也信仰过祆教、萨满教、佛教等。在饮食上我不会纠结于食品是否带有“清真标识”,在我的努力下,高中四年,我周围像我一样买食品或到餐厅就餐的新疆同学不在少数。
    2010年夏天,我第一个到乌帕尔乡四所学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宣讲,当时宣传了《教育法》、《婚姻法》,详细宣传了国家为什么大力开办内初、内高班。宣讲结束后,我们还进行了家访。在走访过程中,12大队的一位大妈跟我哭诉道,她女儿前不久自杀了,那是她唯一的女儿,名字叫月热古丽。原因是女儿与同村的一个小伙子恋爱,意外怀孕了,双方父母商量要举办婚礼的时候小伙子却说她女儿早就不是处女了,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月热古丽属于不洁之物,她要是和月热古丽结婚会给他以及整个家人带来厄运,最后拒绝与月热古丽结婚,导致月热古丽自缢身亡。可怜的母亲喊天哭地,几乎失去了理智,见谁都会哭着反问哪个《古兰经》里是那样规定的。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几句无从考证的“教义”残忍扼杀。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学校以后就开始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加强自己对宗教方面的理性认识,之后再看这片土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千奇百怪的事,真是触目伤怀,欲哭无泪。
    2011年夏天,我继续着宣讲工作,先是在塔什米力克乡宣讲3天,然后到布拉克苏乡宣讲4天,最后到乌帕尔镇中学宣讲了一下午。在乌帕尔镇宣讲结束后,有一位姑娘向我咨询,最近她父母在逼她辍学和当地一个有名的大毛拉的儿子结婚,毛拉的儿子也是喀日(清真寺管理者),年龄比她大十多岁,而她自己的年龄只有17岁。我告诉她:“你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而且接受教育是宪法赋予你的权利,事态恶化的话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当时因我赶时间,并没把她的话太放在心上,嘱咐几句话就走了。2012年我再次到这个学校宣讲时,有个老师告诉我,去年那个女生自缢身亡了。这件事让我一度抑郁寡欢,感到深深的无力,我申请暂停了所有宣讲,直到2015年夏天才恢复状态。
愿毒雾尽散_欢歌长响
    三、国家之恩与国人之思
    现在,新疆局势整体平稳,一切稳中向好。可是依然有别有用心的人不顾新疆的过去与现状,大肆对新疆维稳政策妄加非议、歪曲事实、说三道四。以“教育转化中心”为例,许多人把“教育转化中心”的人视为“犯人”,这是极为荒谬、缺乏法律常识的说法,“犯人”是指因犯罪而服刑役的人,和被“思想染毒”人群是两个概念。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被“染毒”群众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培训,包括法制教育、国语教育、去极端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在教育转化过程中,各地坚持把教育转化与法制培训、文娱活动、扶贫帮困结合起来,运用法律晓以利害、运用事实驳斥谬论;根据感染程度的轻重,针对持宗教极端思想人员的不同特点,采用法制教育、政策宣讲、亲情感化等方式,分层次、分类别、分群体组织进行教育转化。现在,已经有不少学员陆续结业,回到家中开始全新的生产生活,他们像新降生的婴儿一样,回归社会,拥抱这个真实、明媚的世界,并为自己重获新生感到庆幸。而那些狭隘、恶毒的污蔑之声也终将在事实面前偃旗息鼓。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以我父亲为例,今年7月底,我父亲因“煽动民族仇恨罪”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刑事拘留。当时,周围所有人都觉得我父亲起码要被判10年以上,但是我很清楚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相信他不会做出违法的事情,也相信法律会给一个公正的答复。最后我父亲在公安部门调查核实4天后,确认无犯罪事实被释放,这也让那些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在想,在“三股势力”大肆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开展渗透、颠覆、破坏过程中被毒害的阿吉古丽,被抛弃的月热古丽,被逼婚的“她”,这样的悲剧到底还有多少?还要有多少无辜的人们因此受到伤害?
    我们在面对“三股势力”的猖狂入侵时,如果都能勇于抗争,而不是一味地旁观或沉默,都能从内心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关怀,而不是对他人漠视和放弃,世间就不会平添那些无辜的亡魂和令人歇斯底里的伤感。我们更应坚决拥护国家的反恐维稳政策,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深层次问题,才能夺取反对“三股势力”斗争的全面胜利。
    我愿意用自己毕生去热爱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积淀,使得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祥和底蕴、丰富孝慈内涵和悠久历史人文,她和我国很多地区一起,共同孕育了光荣灿烂的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祖国这片宝地上的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相信,这份情谊还将更加久远、牢固的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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